自从隋唐确立考试取仕，即科举制度起，考试与录取舞弊现象便出现了，且从未有断绝过。
纵观种种舞弊，除考生单方行为外，不外乎通过行贿手段，达到被录取的目的。这种行贿手段，千百年来有一个约定成俗的说法，叫“请托”——通过关系贿赂考官。
如何买通考官？这里很有学问。
遇到见钱眼开的考官，不用多说，悄悄送上门去即可，就愁考生不送。如果是比较正直，或是胆小的考官，就不太好办了。比较可靠的办法是走“女人路线”，给其爱妻宠妾送钱送物，这个办法一般都比较灵验，枕边风作用大。
清末民初人徐珂编撰的《清稗类钞》，记载清代掌故遗闻多达13500余条。其中，“考试类”的趣事不少，有一条《俞长城背贴院试文》，说的便是通过行贿女人，从而实现舞弊的事情。雍正十年，一位名叫俞长城的河南督学主持一次童生考试，想走捷径的考生大有人在。但俞为官严谨，要想走他的后门比较困难，但有人从俞宠妾身上找到了突破口。
“试日，辄禁其仆从出入以杜传递。乃其妾与仆勾通，作奸犯科，将传递之文，贴其背后补服之上，仆揭之以授试士，俞不觉也。”俞小老婆这主意也真绝，把答案贴到俞长城衣服后背上，带进考试，把俞本人都给忽悠过去了。
走女人路线的方法并不是清时学子的发明，应该是自古即有的中国人交际中间的“潜规则”。赵恒当皇帝的北宋真宗年间，临津县尉任懿行贿成功，最终及第，便与考官妻子的帮助分不开。
这名考官叫王钦若，很腐败。任懿通过老乡、和尚仁雅，找到与王关系不错的另一名和尚惠秦，约定350两银子行贿及第，并将贿银数写在纸上。但当时王钦若已提前进了考场，惠秦和尚亦贪，将约定的贿银数少写100两，减成250两，通过门客告诉王钦若的妻子李氏。李氏便将任懿的名字和行贿银子的多少写在随从祁睿的膀臂上，进场通风报信。
图：礼品元宝，有了这东西不愁行贿不成
按理说，贿赂之事外人一般很难知晓。但因为任懿行贿是空头支票，贿银未及时兑现，这才把事情暴露了。考到第五场时，借祁睿送汤到考场内时，王钦若悄悄嘱祁睿赶紧找任懿要银子。谁想，这任懿被录取后，也许是一时激动，竟然没有把贿银给王钦若就跑回家去了。最初的介绍人仁雅和尚只好写信到老家找任懿要这笔银子。不知怎么搞的，这封索贿信竟然落到一个叫常德方的人手里。常德方一告发，这桩丑闻就为天下人知道了。
此事见《宋史·王钦若》（卷283），“河阴民常德方讼临津县尉任懿赂钦若得中第，事下御史台劾治。初，钦若咸平中尝知贡举，懿举诸科，寓僧仁雅舍。仁雅识僧惠秦者与钦若厚，懿与惠秦约，以银三百五十两赂钦若，书其数于纸，令惠秦持去。会钦若已入院，属钦若客纳所书于钦若妻李氏，惠秦减所书银百两，欲自取之。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于臂，并以所约银告钦若。懿再入试第五场，睿复持汤饮至贡院，钦若密令奴索取银，懿未即与而登科去。”
一般来讲，走女人路线得有中间人才行得通，如果没有中间人，便不太方便。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，俗话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有钱，不愁办不成事。
科举考试正式成为制度，始自武则天当政。武当政时发生的一次录取舞弊，大概是历史上最为荒唐的舞弊事件，事件的责任人是武则天男宠张昌宗、张易之的弟弟张昌仪。明末清初文人丁耀亢撰辑的《天史·张昌宗兄弟伏诛》（卷2）中有这样的文字，“弟昌仪为洛阳令，请属公行。有选人薛姓，以金五千两贿昌仪。昌仪以属天官侍郎，后失其名，遂举在铨，姓薛者六十余人，悉留注官。”
图：武则天画像
丁耀亢所记的意思是，张昌仪任洛阳令时，公事私办，行贿必办。有一次，一名姓薛的待选考生行贿张昌仪黄金5000两（一说50两），希望能够被
